摘要

过去三十年，和平环境下的人口红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扩大了总供给，叠加需求不振，全球通胀总体温和目前，新的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加剧了全球通胀风险通胀的底层逻辑正在经历结构性发展应该如何认识当前的通货膨胀，如何判断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一，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变化的四个特点

1.区域分布:全球普遍增长，从大放松时代到高成本时代过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通胀下降，引领全球进入低通胀大宽松时代目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通胀创历史新高，达到40年来的历史新高，全球通胀高于25%的经济体比例超过60%

2.分项结构:从点到面，从能源到核心商品和服务过去的通胀仅限于少数商品，驱动力往往是能源价格的波动，而核心通胀相对稳定本轮通胀周期的显著特征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为普遍，居民商品消费强劲复苏美国的通货膨胀表现为由点到面的扩张，商品和服务的全面上涨，欧洲通货膨胀的特点是能源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高于预期

3.生成机制:预期破锚，从暂时的膨胀到预期的自我实现过去，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采取将通胀锚定在2%的政策目标，居民的通胀预期保持稳定起初，当前的高通胀被认为是暂时的通胀，但伴随着高通胀的持续，居民的通胀预期有了自我实现机制，中长期通胀预期也有破锚的风险

4.根本原因:供需错配，供给冲击比需求变化更关键此轮通胀虽有强劲的需求因素，但供给端却被疫情因素和地域冲突不断强化，引领通胀趋势一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生产，二是供应链瓶颈放大了供需矛盾，第三，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二，未来全球通胀中枢上升的长期趋势

目前支撑全球低通胀的和平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环境成本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全球未来很难回到低通胀的大宽松时代未来的政治军事结构，劳动力短缺，反全球化，碳中和将支撑通胀中枢上升，世界将进入高成本时代

1.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变化导致国防费用和资源供应风险上升首先，在军事方面，欧亚大陆地缘安全重要性的上升将带动主要国家军费开支的扩张，这将限制非国防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可能增加债务融资，产生滞胀效应政治上，民粹主义的盛行导致资源中断的风险生产铜和锂的南美国家增加税收，推行国有化资源民族主义会导致上游资源的供给风险

2.逆全球化导致贸易成本上升，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第一，税收和非税壁垒的增加导致商品流通成本的增加，美国税收的增加助长了高通胀

正是产业链的本地化阻碍了比较优势的发挥发达经济体鼓励制造业回流，必然导致劳动力和供应链成本增加东南亚经济体的供应链仍不完善没有中国紧密的经贸联系，区域一体化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工资通胀螺旋上升的风险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是长期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工会力量的恢复，尤其是科技企业等高收入群体员工议价能力的提高，以及工资增长的弹性第三，劳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差距的扩大将加剧工资—通胀螺旋

4.碳中和会带来碳税和碳交易，导致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第一，减碳限产导致高碳产业和低碳产业长期分化，高碳产业的生产约束加剧工业品价格上涨压力正是碳税导致了能源成本的上升2021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实施碳税，覆盖全球碳排放总量的5.4%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实施碳税，提高传统化石能源的价格

3.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通胀变化。

在全球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还面临着四大压力:逆全球化贸易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碳中和，能源成本增加，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中断风险所以要及时出台政策

1.应对逆全球化的效率损失，应该加入更多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同时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为企业降低成本。

2.应对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关键在于两个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制造业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

3.应对碳中和非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应做好国内供给和价格稳定工作，探索非碳中和的产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4.针对全球政治军事格局，我们必须坚持和平崛起的路线，继续推行一带一路

巩固东南亚与欧洲合作关系的倡议。

风险:全球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反全球化超出预期。